新時期以來,"文學是人學"命題廣獲接受,文學表現(xiàn)人性及其與現(xiàn)實社會、時代政治無關的純藝術觀點盛行。然而梳理相關理論概念的建構(gòu)論爭史,可知此類觀點與長期形成的文壇基本共識——文學通過人生描寫以表現(xiàn)人性——頗有距離。周作人基于人類進化觀點建立了融合獸性和神性的人性觀,以"人間本位主義"、記錄研究"人生諸問題"等表述,強調(diào)文學的社會性,并將傳統(tǒng)的"人生主義"視為中國文學發(fā)展的"木本水源"。夏濟安、夏志清兄弟將周氏"人的文學"理念傳衍到臺灣,提倡從新舊過渡時期的道德演變中展現(xiàn)復雜人性,主張以捕捉描寫"人間的沖突悲苦"作為衡文準則,明確反對以審美形式、藝術性等作為評價標準。梁實秋的人性論具有兩個版本:在臺灣影響正面的"人生三境界"說與周作人相似,將人性定位于獸性與神性之間;早年與左翼作家爭論而拋出抽象人性論,則暴露了梁實秋畏懼工農(nóng)運動的階級立場和悖離時代語境的思想弱點。相似一幕也曾在臺灣文壇重演。上述過程豐富了中國新文學的經(jīng)驗寶庫,其啟示包括:"文學是人學"僅強調(diào)"人性"是不夠的,須將"人生"描寫作為其最主要的內(nèi)涵和不可或缺的維度,如此才能趨近文學的本質(zhì)規(guī)律,也切近20世紀中國文學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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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目錄】：
一、新時期以來“文學是人學”觀念的展開
二、“人性論”的兩種版本及其語境和問題
三、人生主義:捕捉人間沖突悲苦和探窺人心秘奧
四、“人生主義”的中國傳統(tǒng)根柢和臺灣演繹
五、結(jié)語:幾點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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