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中國古代文學教學與西北邊疆民族文化，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中國古代文學教學與西北邊疆民族文化的分析

作者：2015-01-16 16:32閱讀： 次文章來源：未知

　　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的，各種文化在融合與碰撞中不斷完善。中國古代的文學，也是在融合與碰撞中不斷成長。然而，中國古代文學學科構建始終是以中原文化為本位進行的，如何將“邊緣”文學納人到中國古代文學學科的建構中，似乎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只要翻檢各種版本的《中國文學史》，我們會遺憾地看到中國古代的民族文學始終游離于中國文學之外。盡管將漢族之外的古代民族文學納人到整個中國古代文學的大體系中存在不少困難，但因為困難的存在一概將一些優(yōu)秀的民族文學作品拒之于外，恐怕也不是好的選擇。古代民族文學形式多樣，百花齊放。不同的文化孕育了不同的民族文學，這些民族文學總是以獨具特色的風貌展示著某個民族的文化生活。盡管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民族文學的研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績，但這種研究多少還是被剝離于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大體系之外，研究成果并沒有參與到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建構中。毫無疑問，漢文學在整個中國文學發(fā)展史中占據著最主要的位置，但這并不是說中國古代文學就等于漢族文學，很多優(yōu)秀的少數民族文學也應當參與到中國文學的發(fā)展中，這樣才能很好地詮釋多元一體格局下文學內涵的豐富性。

　　歷史上，西北邊疆地區(qū)是少數民族頻繁活動的地區(qū)之一，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民族在這里遷徙、定居，各種文化交相輝映，異彩紛呈。這種獨特的地理文化景觀勢必會對中國文學產生深遠的影響。一方面，漢族文學在自身的發(fā)展道路上不斷汲取邊疆民族地區(qū)文化的營養(yǎng)，不斷創(chuàng)新，開拓新的領域;另一方面，西北邊疆地區(qū)的少數民族也不斷創(chuàng)作出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不斷豐富著本民族的古代文學。以漢族文學為本位考察這些“異質”文化給漢族文學帶來的新變，研究得已很深人，但對西北邊疆地區(qū)少數民族文學本身的研究及其與漢族文學之間的互動，卻始終是薄弱環(huán)節(jié)。在古代文學教學活動，后者往往被忽略。作為邊疆地區(qū)的高校，在中國古代文學教學中如果一味地按照傳統(tǒng)的文學史編纂模式進行講授，始終令人感到困惑。盡管少數民族文學課程的開設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彌補這種缺憾，但事實上也容易使人誤以為這是兩門毫無關系的課程。無疑這種教學模式人為地將少數民族文學脫離出了整個中國文學的大系統(tǒng)當中，學生也會理所當然地以為中國古代文學就是中原漢族文學。以新疆地區(qū)為例，古代這里生活著大量的民族，這些民族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創(chuàng)造了豐富多彩的文學，其中一些作品經久不衰，代表了另一種文化形態(tài)之下的文學現(xiàn)象，如《突厥語大詞典》《福樂智慧》《瑪納斯》等作品都有極高的文學價值。在新疆地區(qū)中國古代文學教學中如果將這些文學作品剝離出來，無疑抹殺了地域文化背景下中國古代文學的多元化發(fā)展。在新疆地區(qū)講授中國古代文學不講新疆古代產生的優(yōu)秀文學作品，于歷史和現(xiàn)實都是不合理的。所以，作為新疆地區(qū)的高校教師在講授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時如何將本土文化融匯到課堂上，是應當思考的問題之一。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應當呈現(xiàn)開放格局，不同地區(qū)當有自身的特點，不能千篇一律。

　　《隋書·文學傳序》言:“江左宮商發(fā)越，貴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于時用，文華者宜于詠歌。”劉師培也說:“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際，多尚虛無。民崇實際，故所著之文，不外記事、析理二端。民尚虛無，故所作之文，或為言志、抒情之體。”雖然，《隋書》和劉氏這里所討論的問題都是有關地域文化影響下南北文學不同問題，且以漢族文化為中心，論者關注的重點在于地域文化。事實上，這種文學觀念史具有普遍性的。就古代新疆地區(qū)來說，地域因素自然對文學的發(fā)展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而這里的民族文化背景也是影響文學發(fā)展重要因素之一。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雙重因素決定了這里的文學發(fā)展。中原人眼中的古代新疆與當地人眼中的古代新疆完全是不同的風貌，而他們文學創(chuàng)作的背景、動機、心理等也大相徑庭�？疾爝@些不同并將其引進課堂教學活動中，是我們要嘗試的。

　　以我們所熟知的邊塞詩而言，是以中原作家群體對邊塞的觀察為視角的，這類詩歌以唐代的西北邊塞詩為代表，雄渾、苦寒為其特色。邊塞詩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邊塞地區(qū)的自然地理因素在諸多因素中占有主導地位，所以考察此類詩歌的重點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自然地理描寫。邊塞詩是唐詩中習見的題材，有的人是根據直接體驗寫出的，有的人則是通過想象間接寫出的。而親歷邊塞的詩人所寫的詩歌在邊塞詩中更具有典型意義。從現(xiàn)存詩歌和史料來看，到過西域的詩人并不少，我們大致可以舉出:駱賓王、盧照鄰、郭元振、來濟、岑參、張謂、殷濟、張宣明、蕭沼、武涉、玄類、慧超、卜天壽以及一些佚名詩人。毫無疑問，這些親旅西域之人的詩歌創(chuàng)作是唐代文學史上很重要的文學現(xiàn)象。邊塞詩在唐詩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有很多名篇，千古傳誦。在中國詩歌史上，唐代的邊塞詩集中描寫了西北邊地的風貌。這些詩歌的認知主體就是唐代的詩人群體，他們對塞外的認知多是站在中原文化的立場上進行的。因此，塞外的荒涼苦寒是詩人們以前從來沒有感覺到的，這些地理文化景觀對他們來說是新鮮的，完全有別于以往感覺世界中地理文化體驗。我們以親歷西域的唐人詩歌來分析這個問題，下面且列幾首詩歌:世界中地理文化體驗。我們以親歷西域的唐人詩歌來分析這個問題，下面且列幾首詩歌：

　　斂轡遵龍漢，銜凄渡玉關。今日流沙外，垂涕念生還。(來濟《出玉關》，《全唐詩》卷三九)

　　厭踐冰霜域，嗟為邊塞人。思從漠南獵，一見漢家塵。(郭震《王昭君三首》，《全唐詩》卷六六)

　　一朝撫長劍，萬里入荒陬。豈不服艱險，只思清國讎。山川去何歲，霜露幾逢秋。玉塞已遐廓，鐵關方阻修。東都日窅窅，西海此悠悠。(張宣明《使至三姓咽面》，，《全唐詩》卷一一三)

　　磧外行人少，天邊雁叫多。懷鄉(xiāng)不得死，□是惜天涯。(殷濟《言懷》)

　　冷雪牽冰合，寒風擘地裂。巨海凍墁壇，江河凌崖嚙。(慧超《冬日在吐火羅逢雪述懷》，《全唐詩補編》卷一九)

　　容顏日日老金微，砂磧年年臥鐵衣。白草城中春不入，黃花戍上應長飛。(蕭沼 缺題，《全唐詩補編》卷五四)

　　晚風連朔氣，新月照邊秋。灶火通軍壁，烽煙上戍樓。(駱賓王《夕次蒲類津》，《全唐詩》卷七九)

　　漢地草應綠，胡庭沙正飛。愿逐三秋雁，年年一度歸。(盧照鄰《昭君怨》，《全唐詩》卷四二)

　　雁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孤城天北畔，絕域海西頭。(岑參《北庭作》，《全唐詩》卷二〇〇)

　　神凝□雪寒遠風，心對江湖凈如練。(武涉《上焉祇王詩》)

　　這些親旅西域的詩人，一方面在地理上體驗著流沙、冰霜、大漠、荒陬、西海、沙磧、寒風、冷雪、瀚海、白草等意象所營造的寒苦意象，另一方面遠離中原的到達異域的文化隔閡是深層次的。即使中原亦有的地理意象，在西域出現(xiàn)也會籠罩一層塞外的氛圍，所以感官世界的地理體驗所反映的卻是內心的文化認同。這樣的體驗也確實是唐人感覺世界中極為真實的一部分。這些親旅西域的詩人對邊塞的認識，深刻影響著其他未曾到達過西域的詩人，可以說這部分人對唐詩世界中的西域構建起了關鍵性的作用。還有一部分西域世界的構建材料，則來自一些親旅西域的旅行家，他們以僧人和商人群體為主。以《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為例，全書對西域世界極為細致的觀察，顯然給唐人以深刻印象，如玄奘關于莫賀延磧的描述：

　　莫賀延磧長八百里，古曰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是時四顧茫然，人鳥俱絕。夜則妖魅舉火，燦若繁星，晝則驚風擁沙，散若時雨。

　　這段觸目驚心的描述，系來自玄奘的親身體驗，讀來倍感驚怖。這種荒絕的地理體驗與極端的生命體驗結合在一起，令人惶恐卻步。玄奘回到大唐以后，將這種體驗訴諸于筆端，傳布于唐人，使唐人在文學世界中對西域多了一重認識。岑參在詩歌中《過磧》中這樣寫道：“黃沙磧里客行迷，四望云天直下低。為言地盡天還盡，行到安西更向西。”(《全唐詩》卷二〇一)

　　《日沒賀延磧作》：“沙上見日出，沙上見日沒。”(《全唐詩》卷二〇一)

　　雖無玄奘那種死里逃生的強烈體驗，但也能看出沙磧的荒絕。再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對凌山的描寫：

　　又西北行三百里，渡一磧，至凌山。即蔥嶺北隅也。其山險峭，峻極于天。自開辟已來，冰雪所聚，積而為凌，春夏不解，凝沍汗漫，與云連屬，仰之皚然，莫睹其際。其凌峰摧落橫路側者，或高百尺，或廣數丈。由是蹊徑崎嶇，登涉艱阻。加以風雪雜飛，雖38復屨重裘不免寒戰(zhàn)。將欲眠食，復無燥處可停，唯知懸釜而炊，席冰而寢。七日之后方始出山。徒侶之中餒凍死者十有三四，牛馬逾甚。

　　這是玄奘對天山穆素爾嶺切身的地理體驗，他對冰雪遮蔽，高聳極天，凍冷徹骨的凌山的感覺令人不寒而栗。而唐代的詩歌中將這種極寒的地理體驗進一步發(fā)揮。唐代的詩歌中關于天山雪寒的描寫就很多，如李白《塞下曲》：“五月天山雪，無花只有寒。”(《全唐詩》卷一六四)

　　李益《從軍被征》：“天山雪后海風寒，橫笛偏吹行路難。”(《全唐詩》卷二八三)

　　李端《橫吹曲子·雨雪曲》：“天山一丈雪，雜雨夜霏霏。”(《全唐詩》卷一八)

　　虞世南《出塞》：“雪暗天山道，冰塞交河源。”(《全唐詩》卷三六)

　　這些詩歌描寫基于想象的居多，顯然與玄奘《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富有文學色彩的描述異曲同工。

　　在唐代以前的文學世界里，卻絕少關于西域地理的文學體驗，這一方面與中原人士對西域世界的了解途徑有關，另一方面也與文學題材的拓展有一定的關聯(lián)。有唐一代，隨著統(tǒng)治者對西域的積極經營，人們對這一陌生的世界有了全新的認識。邊塞詩中有關西域的描寫是唐人對西域世界最直觀的感覺，但是這一感覺的基礎是中原的地理文化因素。如果有出自西域的文學家對他們生存環(huán)境的體驗，則會使我們看到問題的另一面，惜乎唐代并沒有這樣的文學家。不過，成書于公元11世紀麻赫默德·喀什噶里所著的《突厥語大詞典》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新的視角，此書中引用了大量詩歌，其中一些詩歌，別有風味，我們且舉幾例，如，在解釋“亦的勒”這一地名時：亦的勒河奔馳驟，浪拍兩山夾一流，但見湖水盈盈處，魚兒成群蛙亦稠。

　　在解釋“天堂”一詞時引詩：百花盛開放異彩，猶如錦毯巧鋪排，天堂景色眼前是，嚴冬一去不復來。

　　在解釋“呈現(xiàn)”一詞時引詩：洼地變成水塘，群峰隱悠蒼茫，自然氣息轉暖，群芳爭艷斗強。

　　在解釋“流淌”一詞時引詩：冰消雪不留，山水淙淙流。青云冉冉上，悠悠似扁舟。

　　在解釋“克孜爾”一詞時引詩：紅花黃花迭相開，更有紫蘇叢中來，交相輝映枝葉茂，美不勝收意快哉。

　　在解釋“紈成四角形的結子”一詞時引詩：各種花卉聚成簇，蓓蕾初綻鬧枝頭，形如方角遞相結，枝蔓交錯舞婆娑。

　　在解釋“充盈”一詞時引詩：山頭披綠色籠罩，遮蓋了隔年干草;湖泊盈溢著春水，公母牛哞哞歡叫。

　　在解釋“生長”一詞時引詩：雨點兒紛紛揚揚，百花而茁壯生長;珍珠脫殼而出，檀麝交融飄香。

　　顯然，這些同樣產生于西域的詩歌，與唐代的邊塞詩所描寫的景象完全不同。群芳斗艷、群峰隱悠、山水淙流、青云徐上、春水蕩漾、檀麝飄香的風光，令人心曠神怡。這些詩歌的作者應是公元9-13世紀生活在哈喇汗王朝的人，他們對本土的觀察，至少說明哈喇汗王朝內部地理景觀的多樣性，并不是唐人世界中單一的荒涼苦寒。今天，如果到過新疆的人，依然會發(fā)現(xiàn)新疆天山南北有明麗清新的山水風光，其中伊犁河谷地區(qū)就是山清水秀，牛羊成群的景象。所以《突厥語大辭典》中的描寫絕不是無中生有。另一部也成書于公元11世紀的《福樂智慧》第四章《對明麗的春天和偉大的布格拉汗的贊頌》：

　　東方吹來了和煦的春風，/為裝點世界，

　　打開了天國之門。//龍腦香消失了，大地鋪

　　滿了麝香。/世界將把自己打扮得五彩繽

　　紛。//習習的春風趕走了惱人的冬天，/明麗

　　的春天又拉開了幸福之弓。//太陽回歸，走

　　回原來的位置。/從雙魚之尾走進白羊頭

　　頂。//光禿禿的樹枝穿上了綠衣，/紅黃藍紫，

　　枝頭五彩紛呈。//褐色大地披上了綠色絲

　　綢，/契丹商隊又將桃花石錦緞鋪陳。//平原、

　　山巒鋪滿了錦繡，/谷底、丘陵一片柳綠花

　　紅。//五彩繽紛的花朵展開了笑臉，/大地彌

　　漫著蘭麝的芳馨。//習習晨風送來丁香花的

　　清香。/茫茫大地散發(fā)出麝香的清芬。//天

　　鵝、野鴨、白鵠、沙雞布滿天空，/嘎嘎地叫著，

　　上下飛騰。//你瞧，有的飛起了，有的落下，/

　　有的在喝水，有的在游泳。//鴣鴣什、大雁在

　　碧空里長鳴，/好似駱駝晃晃悠悠地行進。//

　　雪雞聲聲鳴叫，在呼喚伴侶。/好似嫻靜的少

　　女在召喚情人。//錦雞飛來了，發(fā)出咯咯的

　　笑聲/，瞧它眉毛漆黑，喙如血紅。//花壇里，

　　夜鶯在高誦《詩篇》，/日夜歌唱不已，千囀百

　　鳴。//羚羊成雙，在花叢中嬉戲，/鹿兒成對，

　　在歡跳亂蹦。//天公鄒起了眉頭，灑下了淚

　　水，/百花舒展開面孔，含笑盈盈。//此時此

　　刻，世界環(huán)顧自己，/看著自己的華服，無比歡

　　欣。

　　這首長詩對明麗春天的贊美也引人入勝，春風、麝香、綠衣、綠色絲綢、錦繡、晨風、雪雞、錦雞、羚羊、夜鶯、百花等意象所構成的完全是一幅春暖花開，滿地五彩繽紛，鶯歌燕舞，羊嬉鹿蹦的風情畫，畫面的色彩是亮麗的，節(jié)奏是明快的。我們再仔細翻閱《突厥語大詞典》與《福樂智慧》會發(fā)現(xiàn)詩人們對本土的描寫幾乎找不到荒涼絕塞的味道。唐人對西域的認識與后來本土詩人對西域的認識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差距呢，顯然這是文化心理的作用。唐人對西域世界的構建完全是以中原地理文化為本位的，而西域人對本土的描寫是以本族文化為本位所進行的觀察。這種差異當然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這至少說明了問題，其實唐人所構擬的西域世界確實有真實的一面，不過他們看到的僅僅是一面;西域人所構擬的世界也是真實的，不過也缺少了另一面。如果我們把這兩方面的觀察集中到一塊，就會得出較為合理的結論：西域世界內部的地理文化景觀不是單一的，也存在著諸多差異。當然我們應當注意這種書寫的同一性，更應當關注不同群體書寫的差異性。所以，我們的文學研究和教學中如果能夠運用這種視角去觀察問題，自然會有不一樣的效果。

　　地域文化因素對文學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文學之所以多彩多姿，地域文化的差異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在古代文學教學活動中，地域文化因素也是我們考察的重點之一。高校古代文學教學，雖然有統(tǒng)一的教材，但這并不意味著教學活動也是統(tǒng)一的。各地應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西北邊疆地區(qū)的高校尤其應該如此。自古以來，西北邊疆文化的發(fā)展有其獨特性。在宋代以前，中國文化的外來因素多是通過西北來到中原的，地處交通要道的西北邊疆自然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中國古代的統(tǒng)治者也極為重視對西北邊疆的經營，歷朝歷代都會根據西北邊疆的情況制定不同的經營策略�？梢哉f，古代的西北邊疆處在外來文明與中原文明的交互影響中。作為生活在西北邊疆地區(qū)的民族來說，這種文化的交融對這些民族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反映在文學領域，西北邊疆的文學，一方面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響，一方面又受到外來文明的影響。所以，一直以來有關西北邊疆的文學創(chuàng)作也呈現(xiàn)出了完全不同的風貌�？v觀有關西北的文學創(chuàng)作，始終是以漢文化作家群為創(chuàng)作主體的，他們根據自己的體驗對不同時期的西北進行了大量的文學描寫，這些描寫為我們認識西北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資料。顯然，這只是我們認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們還應當關照西北本土作家的創(chuàng)作情況，尤其是那些以非漢文化為創(chuàng)作背景的作家，更值得我們關注。從歷史上看，西北邊疆地區(qū)的民族以游牧文化為主，相對來說他們并不太注重文學書寫的傳統(tǒng)，這使我們在考察一些文學問題時會遇到不少困難，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不值得一提。以《大唐西域記》為例，玄奘到達西域之時就從一些耆舊口中聽聞了很多饒有趣味的故事，他將這些故事整理后寫進《大唐西域記》之中，為本書增色不少。再以哈薩克族的英雄史詩為例，7世紀的鄂爾渾一葉尼塞碑文就以留下了相關的英雄史詩，12世紀的阿勒札馬赫恰依熱和16世紀的科德爾哈里·霍森·札喇亦兒等人也有相關英雄史詩的創(chuàng)作，而哈薩克民族也有相關的手抄本史詩和口頭流傳的史詩�？梢哉f，史詩書寫是哈薩克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貫傳統(tǒng)。這些史詩在哈薩克文學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一些創(chuàng)作也有很高的藝術成就。哈薩克族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史詩呢?我想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地域文化作用的結果。試想，如果將這些創(chuàng)作也納入到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范疇中，勢必會擴大我們的視野，也會使我們重新考量現(xiàn)在的古代文學研究。

　　作為邊疆地區(qū)的高校，古代文學教學面臨著諸多問題，如何將邊疆地域文化融合進古代文學教學活動中，這是應當思考的。我們以為，在邊疆古代文學的教學中，一方面要對以漢文化為背景的優(yōu)秀文學文學作品作深入的分析探討，另一方面也要將邊疆民族創(chuàng)作的文學作品納入到我們的研究視野當中。通過比較研究教學，不僅我們認識文學問題提供新的思路，而且也會使文學教學活動呈現(xiàn)出新的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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