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轉型往往遵循非線性邏輯,人們多談治理轉型而少談轉型的中間過程和"憑借"機制。文章基于"馬克思主義過渡時期條件論"與"國家自主性"理論,以成都市武侯區(qū)的改革為例進行了分析。在社會壓力與屬地責任的背景下,城市基層推動了權責分流:橫向上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縱向上推動小區(qū)自治,形成"社綜院治"模式。研究發(fā)現(xiàn):在社會力量薄弱的條件下,國家既創(chuàng)造社會伙伴,同時又使其運行在制度框架內,是為"國家創(chuàng)制社會"的機制;"寓管理于社會創(chuàng)制之中"是中國基層治理轉型的"本土邏輯"。重要的是,"國家創(chuàng)制社會"將國家偏好與社會偏好"橋接"為一個連續(xù)體,既維護了"治權統(tǒng)合",又選擇性地調整了治理要素,從而增強其合法性與自主性。 

【文章來源】：中國行政管理. 2020,(05)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頁數】：8 頁

【部分圖文】：

武侯區(qū)的“社綜院治”模式

研究發(fā)現(xiàn),國家組織以創(chuàng)制社會的形式扮演著治理轉型的“橋梁”,帶有以國家力量推動“社會偏好”的理想(見圖2),這與西方國家在較強社會基礎上實施“社區(qū)復興、社區(qū)主義”有著本質的不同。中國基層治理轉型的發(fā)生過程表現(xiàn)為:基層治理面臨雙向壓力→社會基礎薄弱→國家創(chuàng)制社會→共建共治。最后,國家創(chuàng)制社會的實踐發(fā)生于中國大地。在中國,要想推動治理轉型,勢必要解決“讓社會運轉起來”的問題,成都市的實踐昭示了一種可供選擇之路。當然,國家在社會創(chuàng)制中的“收與放”既是一種戰(zhàn)略,又是一種藝術,需要進行很好的設計與平衡。需要說明的是,成都市的實踐盡管是個案,但是在全國不同地方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類似實踐,本文得出的結論可能會在更廣闊的實踐空間得到檢驗。理論與實務工作者有必要更加重視治理轉型的過渡環(huán)節(jié)、發(fā)生條件。

【參考文獻】：
期刊論文
[1]技術治理的“變”與“常”——以南京市棲霞區(qū)“掌上云社區(qū)”為例[J]. 韓志明,雷葉飛.  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20(02)
[2]中國鄉(xiāng)村社會的個體化與治理轉型[J]. 項繼權,魯帥.  青海社會科學. 2019(05)
[3]走向共同體:馬克思主義政治發(fā)展觀的“條件論”[J]. 吳曉林.  政治學研究. 2019(04)
[4]治權統(tǒng)合、服務下沉與選擇性參與:改革開放四十年城市社區(qū)治理的“復合結構”[J]. 吳曉林.  中國行政管理. 2019(07)
[5]解決問題驅動的基層政府治理改革邏輯——北京市“吹哨報到”機制觀察[J]. 孫柏瑛,張繼穎.  中國行政管理. 2019(04)
[6]剛性約束與自主性擴張——鄉(xiāng)鎮(zhèn)政府編外用工的一個解釋性框架[J]. 顏昌武.  中國行政管理. 2019(04)
[7]治理重心下移視野中街道辦事處的轉型及其路徑[J]. 周振超,宋勝利.  理論探討. 2019(02)
[8]基層公共財政建構的社會治理轉型含義[J]. 周慶智.  學習與探索. 2018(09)
[9]推動城市治理重心下移:歷史邏輯、辯證關系與實施路徑[J]. 容志.  上海行政學院學報. 2018(04)
[10]中國城市公共空間生產的三重邏輯及其平衡[J]. 陳水生.  學術月刊. 2018(05)



本文編號：3575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