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大公共危機背景下,原生風險往往會誘導產生相關的次生社會風險。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表明,由于廣大農村存在上級高效動員與基層組織治理能力不足的矛盾、農產品與勞動力市場供需不平衡的矛盾、信息多方供給與理性判斷能力有限的矛盾、公共道德理性與熟人社會行事邏輯的矛盾,農村容易出現組織治理失度、經濟秩序失常、大眾心理失衡、個體行為失范等次生社會風險。面對各種次生社會風險背后深層次的原因生成邏輯,臨時性的應急治理只能是治標不治本。后疫情時代的農村社會治理,應該調動多元主體參與,整合黨建引領的政治資源優(yōu)勢、政府的行政管理與宏觀調控資源優(yōu)勢、多層次的信息治理資源優(yōu)勢以及農村的道德教育資源優(yōu)勢,走出一條適合農村特點的多元復合深度治理之路,將治理資源優(yōu)勢真正轉化為治理效能。 

【文章來源】：黨政研究. 2020,(06)北大核心

【文章頁數】：9 頁

【部分圖文】：

原生風險與次生社會風險的發(fā)生演化機理


本文編號：346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