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我國目前頻發(fā)的食品安全事件所引發(fā)的公眾對于食品安全風險認知態(tài)度的焦慮和恐慌情緒的背景,從社會認知的視角討論影響公眾食品安全風險認知的影響因素以及政府相關部門、社會媒體等如何與公眾進行有效的食品安全風險溝通。本研究基于社會認知理論的基本框架對影響我國城鄉(xiāng)居民食品安全風險認知的影響因素進行模型建構,通過對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3數(shù)據(jù)的有序Logit回歸分析,結果發(fā)現(xiàn)居民對于食品安全的風險認知存在性別、年齡、城鄉(xiāng)、收入水平和民族上的差異,其中女性、年輕群體、城市居民、少數(shù)民族群體、低收入群體有著更高的食品安全風險認知;同時除電視之外的傳統(tǒng)媒體、以互聯(lián)網(wǎng)和手機為代表的新媒體接觸、人際接觸以及社會信任均會對居民的食品安全風險嚴重度認知產生影響,其中報紙、廣播、互聯(lián)網(wǎng)和手機接觸與食品安全風險嚴重度認知負相關,雜志接觸、人際接觸以及社會信任與食品安全風險嚴重度認知正相關;此外,公眾對食品安全的監(jiān)管滿意度和服務滿意度的提升會降低其風險認知。最后,在上述研究結果的基礎上,從風險認知的角度結合溝通科學和公民科學理論對食品安全風險溝通的目標進行了明確化,即消除風險感知中的污名效應、提升公眾食品安全知識素養(yǎng)、正確看待公眾感知和專家感知的差異的三大溝通目標,以及在溝通過程中應針對目標群體進行差異化溝通和有效的信息傳遞,達到有效的雙向溝通,為更好地進行食品安全決策和建立公眾理性提供參考和借鑒。
【學位單位】：蘭州大學
【學位級別】：碩士
【學位年份】：2018
【中圖分類】：D63
【部分圖文】：

圖 2-1 風險溝通階段模型美國環(huán)境保護機構（The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Agency）針對環(huán)境問題提出通過兩條路徑可實現(xiàn)有效的風險溝通工具的開發(fā)，第一條路徑是通過聆聽公眾對于特殊問題的關注，第二條路徑是認真設計溝通工具以及評估其效果。研究人員根據(jù)上述兩種途徑強調了風險溝通的七項主要原則，分別是：第一接受并且接納公眾作為風險決策的合作伙伴。第二條原則是要傾聽公眾的意見。相比于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和量化風險評估的結果，公眾通常更關心諸如信任、可信度、控制、利益、勝任力、自愿性、公平、禮貌、關懷和同情等情感方面的因素，如果人們感覺到自己沒有被重視與傾聽，他們不可能去傾聽被告知的內容，因此有效的風險溝通應該是一個雙向活動（a two-way activity）。作者認為不要對公眾對于風險的所知、所想和所做有預先的假設，而是應該花時間去調查與了解公眾的想法，通過使用諸如洽談、促進討論小組、咨詢小組和調查的方法知曉公眾意見，使所有的黨派和利益相關者的意見都被傾聽，在傾聽的過程中認同傾聽對象并試圖換位思考，識別公眾的情緒與情感，讓公眾感知到他們的所言有被理解到。第

人有更高的食品安全信任水平，收人水平對食品安全方面影響，受教育水平與食品安全信任負相關[98]。殷俊等人基于媒介使用視角對四類風險事件報道相關的公眾感知調查得出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專家媒體、熟人這五類消息源中，受眾信任度最高的是中央政府，最低信任度的是地方政府[122]。近年來爆發(fā)的食品安全負面事件可能損害公眾長期建立起來的信任，并引發(fā)對于政府服務滿意度和衛(wèi)生監(jiān)督協(xié)管部門監(jiān)管滿意度的下滑，因此監(jiān)管滿意度和服務滿意度可作為公眾對相關管理部門信任的間接反映。本研究將從社會信任、監(jiān)管滿意度和服務滿意度三個維度檢驗個體對于社會和政府部門的信任。3.3 居民食品安全風險認知影響因素理論模型綜上，本研究從社會認知視角出發(fā)，分析了公眾食品安全風險認知中的主體因素、客體因素和情境因素的影響，并由此建立了居民食品安全風險認知影響因素理論模型（如圖 3-1 所示）和指標體系說明（如表 3-1 所示），接下來將基于此理論模型進行實證檢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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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2857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