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概念最先出現(xiàn)在2001年修訂的《著作權法》中,屬于著作人“專有權利”范疇。在2013年重新修訂的《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對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范圍予以重新界定,增加了表演或錄音錄像制品等相關內容。隨著互聯(lián)網與人們日常生活的日益密切和我國網絡信息產業(yè)的快速發(fā)展,通過信息網絡傳播權利人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的方式也越來越普通,隨之而來的涉及信息網絡傳播權發(fā)生的糾紛也越來越多。由于網絡傳播的全球性、交互性、集合性等特點,信息網絡傳播權的保護難度也在增加。如何精準把握“信息網絡傳播權”的含義、范圍以及相關的原則就顯得尤為重要。由于信息網絡傳播權這項權利在我國誕生時間較晚,法學界對其還缺乏足夠的研究,這無疑和當前實踐中信息網絡的發(fā)展是不相符的,我國在對信息網絡傳播權的保護方面還面臨著諸多困境與挑戰(zhàn)。本文共分四個部分進行論述:第一部分為緒論;第二部分利用大數據的總結分析了我國信息網絡傳播權的侵權現(xiàn)狀;第三部分結合司法實踐當中的案例,總結我國針對信息網絡傳播權的保護所制定的法律法規(guī),探尋我國對信息網絡傳播權的保護尚需完善的方面;第四部分從堅持“法律標準”為保護標準,制定電子證據認定的... 

【文章來源】：長春理工大學吉林省

【文章頁數】：45 頁

【學位級別】：碩士

【部分圖文】：

案件數量地域分布圖

第2章信息網絡傳播權的侵權問題分析9第2章信息網絡傳播權的侵權問題分析2.1信息網絡傳播權侵權現(xiàn)狀分析2.1.1信息網絡傳播權侵權現(xiàn)狀宏觀分析圖2.1案件數量地域分布圖圖2.2案件數量年度分布圖通過圖2.1--2018年案件數量地域分布圖可以看出，涉信息網絡傳播權案件范圍廣，在我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和西藏自治區(qū)都有侵權案件的發(fā)生。但大多信息網絡傳播權案件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東等地區(qū)，造成這種案件情況的原因有兩方面，一是網絡經濟發(fā)展的情況與其所在地區(qū)的案件數量成正比。在經濟發(fā)達地區(qū)，經濟的高速發(fā)展、創(chuàng)新，使喚產生的知識成果相對集中，網絡運營商的也相對集中，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案件的數量也就遠高于經濟欠發(fā)達地區(qū)。二是《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相關條例對于侵害的相關要素作出規(guī)定：針對網絡平臺的信息傳播，侵害行為的產生要依托相應的網絡設備。侵害的結果則以實質受到侵害者的居住地點來界定。我國建立的從地方到中央的司法審判體系，相對而言，經濟發(fā)達地區(qū)的司法審判處于較高的水平，具備較為豐富的法律實踐經驗，而相對不發(fā)達的地區(qū)則存在不同程度的司法審判不足。通過圖2.2案件年度分布圖可以看出，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案件數2014年為4794件，至2018年數量達到21612件，5年間案件數量增長近5倍。案件數量增長如此之快，可以從三個方面的因素進行分析。一是互聯(lián)網技術的發(fā)展，智能手機的普及，移動終端的多樣化，讓每個人的生活離不開網絡，網絡利用率越來越高；二

第2章信息網絡傳播權的侵權問題分析10是隨著中國法治社會進程的推進，人民的維權意識越來越強；三是侵權案件的多發(fā)，可以看出由于利用網絡獲取信息的方式越來越便利，侵權的成本越來越低。2.1.2信息網絡傳播權侵權現(xiàn)狀微觀分析利用大數據進行分析對設計信息網絡傳播權案件的特點進行分析。數據來源中國裁判文書網、北大法寶、中國司法大數據服務網。（1）解決糾紛的司法途徑搜索2014年到2018年5年期間涉信息網絡裁判權的裁判文書，共搜集到106594篇裁判文書，民事案由105267篇，刑事案由26篇，行政案由16篇�？梢姡谖覈鉀Q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的主要方式為民事訴訟，雖然有刑事救濟制度，行政救濟制度，但在實際應用還是以民事救濟制度為主�？梢钥闯鑫覈m然有相應的制度設計，但在實際的應用過程中可行性較低，需要拓寬救濟的途徑，來應對信息網絡傳播權案件的不斷增加。（2）裁判程序和裁判結果分析圖2.3審判程序統(tǒng)計圖2.4案件結案方式統(tǒng)計通過圖2.3可以看出，我國涉信息網絡傳播權案件的審判程序以一審為主，占數據總比例的8成以上，二審程序占到2成。從圖2.4案件結案方式統(tǒng)計中可以看出，案件以調解最終撤回起訴結案的占案件總數的55.98%，通過判決解決案件的數量僅占案件數量的24.69%。信息網絡傳播權侵權糾紛案件調解撤銷率這么高，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由于造成網絡信息侵害的主體往往難以查詢，這無疑給案件的證據采集帶來不小的難度。因而會在侵害方與被侵害方之間形成一種自行協(xié)商與調解。當發(fā)生侵權糾紛時，如果自行協(xié)商與調解能夠處理好兩者的利益關系，無疑對于良好的法律運行產生了一定的示范效應，也大大降低了司法成本。第二，受侵害一方經法律進

【參考文獻】：
期刊論文
[1]北京互聯(lián)網法院加強網絡環(huán)境下著作權保護的探索[J]. 張雯,姜穎,李威娜.  人民司法. 2019(25)
[2]論出售軟件序列號和破解程序的行為定性[J]. 王遷.  法學. 2019(05)
[3]論服務器標準的局限[J]. 劉銀良.  法學雜志. 2018(05)
[4]信息網絡傳播權及其與廣播權的界限[J]. 劉銀良.  法學研究. 2017(06)
[5]知識產權間接侵權連帶賠償責任的反思與重構[J]. 朱冬.  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 2017(06)
[6]信息網絡傳播權的侵權判定——從“用戶感知標準”到“提供標準”[J]. 劉銀良.  法學. 2017(10)
[7]深度鏈接行為的侵權判定標準探討[J]. 謝蘭芳,付強.  知識產權. 2016(11)
[8]論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侵權問題[J]. 王瑋.  中國版權. 2016(05)
[9]論云存儲服務侵權認定中的“公開”[J]. 王遷,謝媛.  中國版權. 2016(05)
[10]論信息網絡傳播權的完善[J]. 王亞玲.  新聞研究導刊. 2016(08)

博士論文
[1]網絡著作權的刑法保護研究[D]. 楊加明.西南政法大學 2017

碩士論文
[1]云計算時代的信息網絡傳播權及侵權研究[D]. 李王蓓.清華大學 2015
[2]論信息網絡傳播權侵權損害賠償[D]. 徐娜.北京郵電大學 2015



本文編號：3219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