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漢以降,帝制中國君主出于"治吏"的需要,借鑒了固有的宗法封建倫理,形成了以義務為基點確立法律體系的模式,歷代因之,且逐步完密。在這一模式下,不可能直接生出建立于個人自主性基礎(chǔ)上的權(quán)利,只有基于倫理互惠而生的"權(quán)利"性事實。這種"權(quán)利"性事實因義務而生,迥異于作為近代法律基石的權(quán)利。此種體系性差別,導致近代法律轉(zhuǎn)型異常艱難。 

【文章來源】：清華法學. 2019,13(01)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頁數(shù)】：16 頁

【文章目錄】：
一、帝制中國的“治道”
二、帝制中國以“治吏”為宗旨的“治術(shù)”
三、帝制中國臣民的“權(quán)利”性事實
四、結(jié)語:近代法政轉(zhuǎn)型的困難


【參考文獻】：
期刊論文
[1]帝制法治的兩面——“斷罪引律令”與比附援引制度的思想基礎(chǔ)[J]. 李啟成,李貴連.  清華法學. 2012(06)
[2]話說“權(quán)利”[J]. 李貴連.  北大法律評論. 1998(01)
[3]對中國古代“法的作用論”的一點思考[J]. 范忠信.  法學研究. 1988(03)



本文編號：3370550